我大约只见过陆林先生一面，却常常感念他给我的教诲。甚至，我记不清那次的地点。似乎是2006年中山大学的戏曲会议，也有可能是浙江大学的明代文学会议？
陆林先生
先生安坐着，端详、沉静样子，却清晰地浮在眼前。他是分会场的主持人，语气和缓，评议精炼。我来旁听，那个年龄的“青椒”，是很难控制浮躁心气的，几个师长、前辈有了争论，我也插嘴了几句。于是，茶歇时，就斗胆呈上了名片。
之所以说“斗胆”，是因为此前，我常从吴书荫老师那里，听到他对陆林先生的称赞：读书之广博，治学之沉潜，论文之严谨，是文学史界一流的中间力量。
吴书荫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，我回武大工作后，每年都会去一两次北京，必定要拜访吴老师的，既闲聊学界八卦，也请教某些文献、材料的问题。吴老师对陆先生的多次盛赞，让我产生一个判断：陆林先生是文学史研究“实证派”的“绝对权威”。
展开剩余89%而实证，恰恰是我的短处，也是我那时候想突破的瓶颈。当时，我正胡乱翻书、找书，想要系统地考察一批晚明清初曲家的生平，明知非己所长，武汉的图书资料条件也有限，却偏偏想有所表现，面对“绝对权威”时，心里深处藏着的胆怯，肯定会露在脸上的。
那年年底，我的博士论文经修改、充实，终于在中华书局问世了。同样，那个年龄的青椒，也掩饰不住他略有所得，就恨不能天下皆知的憧憬，于是，给一些学界前辈邮寄过去。很快，我收到了陆林先生回赠的《知非集》，也是2006年出版的新著，应该还附有短笺。
《知非集：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》
2007年7月9日，我给陆林先生发了第一封邮件。大意是：近年发现一些明清戏曲家的资料，或可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拾遗补缺。为准备8月底武夷山的明代文学年会，就资料相对较集中的三人，草成一篇。因有可能无法参会，故提前呈送先生，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。
邮件提到的文章，题名《晚明清初曲家补考（三则）》，考证了“南山逸史”、“张陆舟”和“王恒”的一些生平、创作细节，原稿8000余字。
很快，7月11日，我收到陆林先生的回函，这也是他给我的第一封邮件，既有对拙文的评价，也有具体的修改建议。
我想，无缘与先生交往的学界后辈，藉此或也可想见陆先生为人、为学的风采，故移录原信全文如下。
程芸兄：
您好！所赐大作已经拜读，写得很好，阅书繁富，学风严谨（凡征引前人处皆一一出注），考证细密。考虑到文章的形式，建议修改后投《文献》。
另有两个小建议：一、开篇语将“陆林”删去，本人在戏曲家的考证方面成绩甚微，不足与前贤并列；二、姜埰《坐张荀仲陆舟阁却赠》理解为坐张荀仲之“陆舟阁”可能更符合古人习惯，一般古人不将某人“字号并举”，此外此人可能号陆舟、室号陆舟阁。另“旧史?斋黄文焕”，问号可不必标。谨供参考。再次谢谢您的抬举，将这么有分量的文章让我能在发表前就有缘拜读。
祝好！
陆林敬上
《存真集：纪念陆林先生》
我不记得这篇文章的原稿，是否发送给了武夷山明代文学年会，但也并没有遵照陆林先生的建议，投往《文献》杂志，而是又陆续补充材料，重新行文，拆分成了三个短篇，分别投了出去。
那个年代，《文艺研究》《文学遗产》等刊物似乎每期都有专门篇幅，发表一些类乎札记、笔记的实证性文章，常有名家、大家的新见，我很喜欢读，也就有了追模的念头。
我的姓名就这样轻易地出现于“顶刊”，可谓是“吃上了时代红利”，但显然，也因为有吴书荫老师、陆林先生等人在我尝试曲家考证这个工作时的鼓励、引导和支持。或者，更准确地说，那个时候，他们所确立、拓展的研究方向，还依然受到刊物和学界的重视，而我那些微不足道的“补证”，其实是站在他们的学术延长线上。
这以后，我与陆林先生就以邮件的形式，继续着学术上的往来，我查了邮箱，收到他的邮件有10多封，大抵都是我求教，他赐示。
2008年年初，我将一篇考证晚明戏曲《李丹记》作者“刘还初”的文章，发给了陆林先生。该文此前曾请王兆鹏教授、吴书荫老师和郑志良兄看过，他们都认为有价值，鼓励我投出去，但我一直在犹豫，因为没有找到“铁证”，只是根据一些外围材料去推考。
为稳妥，我在投稿之前，想到还是应该呈请陆林先生过目。先生很快就回函，有云“写得很好，已很成熟。如果能从其名与字之间找到文献或意义的关联，就可谓铁证如山了。个别小意见，见大作的旁注，谨供参考”，虽只有寥寥几语，却最终让我下定了投稿的决心。
《元明清戏曲考论》
这篇文章，后来被《文献》杂志刊用，依然主要是“旁证”，却有两位更年轻的学者根据我的“推考”，继续做了更深入也更切实的补正，“刘欢初”即“刘志远”之说，今已无疑义。
这样一个枯燥、冷寂的问题，能得到包括陆林先生在内的若干师长们的鼓励，又为“后浪们”所关注，我现在回想，应当是既出乎意外，又何尝不在意料之中呢？考证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，往往是第一性的工作。
如果说，文学史研究界确有以陆林先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“考证派”，那么，应该大声地说一句，“饾饤之学，于道有补”。这个“道”，就是不回避、不放弃的学术对话态度和学术传承精神。
2008年9月，为参加武汉大学的明代文学年会，我又写了一篇《明传奇作家四人初考》，考察《凤求凰》作者陈玉蟾、《底豫记》作者郑元禧、《汨罗记》作者徐应乾和《三节记》作者许以忠。按习惯，也发给了陆林先生。我这里依然要将这封回信，转贴于此：
程老师：
您好！
所赐大作已拜读，由于是在邮件状态打开的，故所有以批注方式记录的阅读感受，一经保存后，再打开时则全部没有保存（大概应下载到桌面后才可）。如果再写一次，则完全没有兴致了，抱歉。只能谈谈总体感觉了：文章写得不错，保持了你的一贯特点，文心细密，阅读广泛。 意见有三点：一、有些推断尚牵强（如兄弟是戏曲批评家），事实可能不错，但推理不能成立；还有说祁彪佳对郑某有一定了解。二、引文有些过长，尤其是许氏一节。考证文章，对原始资料，引多少、怎么引，甚需考究，总的原则是尽量少引。三、有些书没看到，如不能什么都靠上国图网，查善本首先要查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；不能什么都靠四库系列，有些资料要查府、县志，不能靠省志，山阴作者你查过县志否，没见交待。以上只是我个人意见，谨供参考。
祝好！
陆林上
《求是集：戏曲小说理论与文献丛稿》
陆林先生的这次指教，不但直接针对我的具体研究，更提示了考证工作和考证文章写作的一些关键性或技术性问题。我意识到，相比于此前的两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材料上的漏洞更多，方法和论证上的不足也更加明显。
现在回想，之所以如此，既与所见文献不够有关，也折射了我当时浮躁、轻率的心态。那个时期，正是我论事轻率、做事急躁，以至于惹出人事风波的前后。
今日重读陆林先生的这封回信，我猜想，陆林先生读到我那些漏洞百出的论证时，肯定是颇不以为然的，甚至可能还有失望，只是他出于一贯的修养，没有说得很尖锐。
这篇原稿，也有8000余字，后来我整个都放弃了，甚至，学术兴趣一度远离了明清戏曲家的考证，而转向了域外汉籍、汉学的研读。这种“小熊掰玉米”的治学取向，高明者不为，想来真是惭愧无已。
点检陆林先生给我的邮件，他对我最多的教诲，是关于考证。我也曾长期把他视为“考证派”的“绝对权威”，但学界更普遍的评价是，陆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既立足于精深扎实的文献考证，如他的《金圣叹史实研究》，入选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”，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平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有自觉的理论升华和理论体系的建构，如他早年的《元代戏剧学研究》，破除了通常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模式，被认为具有范式性质的启发意义。
《金圣叹史实研究》
我在一封给陆林先生的邮件中，曾自述说，“我原来的兴趣集中于思想、意义等等虚妄的阐释性话题，往往信笔成文，在尝试着做了几次小考证后，才真正明了治学之不易。然愧我无学，只能就目力所及，勉强行文。”
这里所云，绝非曲意迎合的虚辞。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和学术趣味，一向是更偏爱“义理”的。况且，那个时期古籍的数字化建设，甚至书目的电子检索，都还没有走上正规，明清文献更浩如烟海，相比于北京、江浙的学者，在武汉作明清曲家的考证，其不便和被动，更为明显。
就在随后给我的回信中，陆林先生明确地告诫我说：“我想建议您的是：一定不要丢掉对理论的兴趣，至少在四十岁以前！当然可以改变研究路数，即从文献入手去阐释理论，而非事前想个理论观点或框架，用现成的材料去填充。”
这个建议，大大地触动了我。我心目中“考证派”的“绝对权威”，在我沉酣于考证的苦与乐之时，既给我以具体的文献、材料和方法、写作等方面的指点，也用一个感叹号（这是他的邮件中唯一的一次），向我强调了一种更为平衡、更为通透的学术理念。我一直记得他的这个告诫，以及这个感叹号，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，让我时常反省。
而这，也是我这篇回忆文章主要是谈他对我的考证研究的教诲，却要把这句话“一定不要丢掉对理论的兴趣”作为标题的原因。
《元代戏剧学研究》
我是从陆林先生给我的邮件中，得知他罹患恶疾的。时为2010年7月27日，我在波士顿访学，他询问我是否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可否帮他代查金圣叹编纂的一本文献。又说，“我三月再次患癌开刀，化疗尚未结束，学术处于停顿状态。望兄多加保重，身体为上。”
我很吃惊，也深深震撼于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。后来，因一些具体的困难，我没有能完成他的嘱托。每念及此，就愧疚、无奈。
“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”。虽然只见过陆林先生一次，重新翻读先生给我的邮件，回望先生给我的教诲，他的身影是那么高大，洋溢着一个纯正学者的无限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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